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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成也资本败也资本”——银行不可承

2020-08-04 15:21公司治理 人已围观

简介银行不可承受之重根据商业银行净利润=利息净收入+非利息净收入-运营成本-拨备成本-税收成本的盈利模式,无论你是提供银行业务的科技公司还是以金融科技为战略的传统银行,都需...

  银行不可承受之重根据商业银行“净利润=利息净收入+非利息净收入-运营成本-拨备成本-税收成本”的盈利模式,无论你是“提供银行业务的科技公司”还是“以金融科技为战略的传统银行”,都需要遵循“资本-风险-利润”的经营法则:利润来自所承担的风险,而所能承受的风险规模与程度取决于你拥有的资本。以2019年银行业数据为例,整个行业总资产239万亿,净利润2万亿,资本净额为22.2万亿,资本充足率为14.64%。与之对比,2012年时,银行业总资产是133万亿,资本净额是7.8万亿,资本充足率为13.25%。招商银行总资产从2012年的3.4万亿增加到2019年的7.4万亿,其背后资本净额也从2522亿增加到了2019年的7159亿——增长始终建立在资本之上。对银行来说,在商业模式(盈利模式)未有真正颠覆性改变之前,如果要实现收入的大幅增长,就必须积累和消耗足够的资本,庞大的资本始终是商业银行“不可承受之重”。

  不一样的资本与工商企业相比,银行的资本并不是为了扩大资产规模所需的流动资金。因为银行的流动资金从模糊上来讲完全可以通过无限负债的杠杆来解决。银行的资本从经营风险的特点出发更多的是为了对未来不确定风险的吸收和缓冲。银行所承受的风险(损失),按概率可分为三类:1、预期损失:概率最高,拨备是主要缓冲工具。2、非预期损失:概率次高,资本为缓冲主要工具。3、极端损失:概率最低,压力测试后使用的缓冲工具仍然是资本。其中:预期损失是相对固定的(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得来的每年平均损失,这种损失是一种人为判断下的既定损失),极端损失概率较低,而非预期损失则是需要重点管理的内容,因为它的波动性对资本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拨备不足,就会直接冲减资本,因此拨备与资本也是密切相关的。银行的非预期损失,实质上就是银行风险偏好的确立和量化(一个银行表内表外,存量增量全部风险加权资产所占用的风险资本),其产生的结果最终体现了银行风险偏好下资本管理的效率和能力。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银行以经营风险为本源,而风险管理的重要载体、缓释工具主要表现为资本及其背后的一套管理规则。

  偏好决定一切某种程度上,一家银行的风险(损失)是它的风险偏好决定的,而风险偏好则由战略决定。因为风险偏好其实就是一个银行愿意承受非预期损失的大小,换言之就是一个银行所需资本的储量。国内银行主要存在三种风险偏好:1、激进型——追求高收益,同时愿意承担与之对应的高风险。2、稳健性——追求适中的收益,承担与收益相匹配的适中的风险。3、保守型——追求低风险,愿意接受与低风险相匹配的低收益水平。理论上,三种偏好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选择的不同。但从审慎的角度,长期看,保守型无疑是更理性的选择。一旦选定了某种风险偏好,银行就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具体而细致的偏好指标,比如信用风险的不良贷款率、逾期率,市场风险的VaR值、操作风险的损失率、流动性风险的相应比例指标等等。这也再次证明了风险管理并非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神秘事务,而是可量化、可识别、可管理的,而这种量化、识别、管理的主要载体就是资本。

  信用中介的变与不变“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些年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泛资管一浪接一浪,携升维之势,在战略层面对银行进行降维打击。然而,当我们站在2020年的时间回看这些年银行的挑战者们,大多数已经沉沦,个中原因纷繁复杂,但最重要的一条无疑是它们逐渐异化为信用中介,实质从事银行或类银行业务,有银行之形,却无银行之实。这些“异化的信用中介”和“类银行”们,没有银行那样庞大的资本储备,严格的杠杆约束,以及建立在资本背后的一整套风险制度与体系。一旦它们试图挑战“资本-风险-利润”的经营法则,危险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从资本的视角,还有一个话题值得探讨,那就是金融科技对银行资本的影响。我们想问:1、科技有没有改变“风险-收益”的法则?2、科技能否冲破资本的约束?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模糊的。“风险-收益”是一条夏普斜线,低风险、低收益,高风险、高收益。但现实中也有一些个案出现。比如按照“生息资产收益率/不良率”的对比,股份制银行中的招行(4.38%/1.16%)相对国有大行(工行:3.84%/1.43%),做到了“低风险、中收益”,或在某家银行内部,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汽车金融、同业投资等个别业务领域实现了“中风险、高收益”或“低风险、中收益”。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方面的应用,实实在在的改变和提升了风险管理的效率,风险的识别、计量,价格的发现,交易机会的捕捉相比传统风险管理模式下,有很大的进步。尽管我们还不能得出技术改变了“风险-收益”曲线的结论,虽然个别业务(基于大数据风控的消费金融)和个别机构(少数新兴互联网银行)目前看,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市场平均的收益水平,但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给出正确的答案。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资本的消耗与风险有关,而只要商业银行以承担风险为前提赚取收入,资本的约束就难以消除,这既是商业银行承袭百年以来盈利模式决定的,也是当前金融监管规则的自然要求,尽管巴塞尔协议Ⅲ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它是中国商业银行当下及将来面临的主要监管框架,而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思想就是按照实质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绕开巴塞尔协议,增加的银行利润不过是以风险外溢换取行业繁荣,以风险延后换取眼前收益,其本质是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事实上,近十年以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飞速发展,并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科技革命,但中国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业仍然没有逃脱资本的束缚。以衡量资本效率的ROE指标看,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ROE为10.96%,较2011年行业高点20.4%缩水将近一半,这背后跟08年次贷危机后对全球银行资本要求提升,巴塞尔协议Ⅲ限制银行杠杆有关,同时也与利率市场化推进下,银行息差收窄、经济增速放缓信用成本上升有关。科技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从结果看,金融科技并没有让银行这样行使社会信用中介职能的金融机构突破资本的束缚。

  商业银行的宿命事实上,我们只需要解剖某些个案就能看清这一现实。以中国金融行业高度推崇的Capital One为例。2018年,其创始人理查·D·费尔班克在当年年度财报上写给股东的信《我们终将改变银行业》在国内广泛传播其中:“把信用卡看作是基于数据的的技术业务,而不是贷款业务”,“建立一家从事银行业务的技术公司,与使用技术的银行竞争”,“站在技术的肩膀上,我们可以打造面向未来的智能、实时的全新银行”等被国内金融从业者视为金句和座右铭,顶礼膜拜。

  我们不否认科技的强大作用,同时也丝毫不怀疑Capital One作为大数据金融先驱,其传奇般的经历和取得的非凡成就。但我们也必须看到Capital One近年来开始趋于平庸的现实。图1 2019年Capital One总营收为286亿美元,营收规模低于美国四大行

  图源:天风证券Capital One的主营业务是信用卡和消费信贷,属于典型的零售银行,2019年Capital One总营收为286亿美元,其中信用卡业务收入183亿美元,消费金融业务收入74亿美元,两者合计占比接近90%。2015年-2017年,Capital One连续三年业绩下滑,在此期间,Capital One计提的拨备总额从2013年的34.5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75.5亿美元,不良率从2.04%上升至2.67%。经过2018年短暂的业绩增长后,2018-2019年,Capital One的增长再次停滞不前,净利润分别为57.1亿、51.9亿,拨备维持在60亿美元,不良率分别为2.52%、2.53%。其商业模式可归结为——差异化(通过数据驱动,积极拓展次级客群)、高风险、高收益(以资产端收益驱动盈利增长)。2018年其生息资产收益率为8.17%,净息差也高达6.87%。有意思的是,从业务形态和经营结果上看,Capital One是比传统银行还传统的银行,2019年的营收中大部分来自贷款利息收入,非息收入的占比只有20.16%(分子口径为“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光鲜亮丽的金融科技外衣下,是一张不轻的资产负债表。2019年末,总资产3725亿美元、贷款2586亿美元、存款2626亿美元,ROA(1.45%)和ROE(10.11%)等盈利指标也并不亮眼。图3 Capital One 近年的非息收入占比在20%左右

  图源:天风证券资本市场也没有给予过高的估值,截至6月26日,其市值仅为278亿美元,PB不过0.49(同期的摩根大通1.2、富国银行0.64、美国银行0.83)。穿透技术以及技术带来的体验之后,Capital One仍然免不了要回到基本的商业银行逻辑上来,去承担资本、风险之重。Capital One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内的一些新锐互联网银行,比如微众银行,其商业模式和Capital One惊人的相似(绝大部分收入来自消费贷款业务)。其高速增长(19年利润同比增长59.66%,个人客户突破2亿)、高盈利能力(ROE为28.15%),鲜明的技术标签(2019年全球银行发明专利排行榜首位),像极了多年前的Capital One。就连其管理层在年报中的致辞——“我们坚信银行就是科技企业,面向未来的银行不仅需要深度应用科技,更需要把科技能力转化为核心产品和服务┄┄”也和理查·D·费尔班克如出一辙。尽管我们无意看轻微众(相反近年来微众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公认的学习标杆之一),但只要我们稍微拉长时间的视线,就能看到:只要微众们不离开商业银行(利润-风险-资本)的赛道,它就会很快遭遇成长道路上的资本、风险约束。从投资的角度,其估值也会回到理性的水平上来。在美国征信市场如此发达、规范,且大数据金融历经周期检验的Capital One,依然没有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国内的互联网银行如果享有过高的溢价和估值,要么是市场失灵(无知),要么是一场人造的“泡沫”。而如果用互联网的估值逻辑给予微众们溢价,那就多少有些对银行的商业逻辑缺乏了解了。要知道,当年Lending Club掀起的P2P热潮席卷中国时,国内资本对互联网金融的追捧也不遑多让,可最终互联网金融的美丽新世界却没有到来。

  好资本与坏资本“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对于银行来说,既然选择了商业银行这条赛道,就必须在资本管理的路上一直走下去。银行的资本来源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外来资本,一个是内生资本。外来资本主要有股东资本的投入,包括公开上市募集资金、配股、可转债、次级债等。外部资本的募集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投资者对资本投入回报的态度。事实上,所谓的资本成本是指投资者之所以放弃投资几乎无风险的国债,转而以买股票或买股份的形式对有风险的商业银行进行投资,其本质是投资者希望能从这部分风险获得补偿,即投资于商业银行的资本需要一个经过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然而在当前形势下,银行业正处于史上最低估值时期,A股中信一级银行市净率(PB)仅为0.74,这意味着大多数银行(破净)失去了核心一级资本(普通股、可转债)的补充机会。当外来资本的募集遇到障碍或为零时,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依靠内生资本,内生资本主要是银行的留存收益,即净利润。但银行净利润的来源又可分为非风险资产带来的净利润和风险资产带来的净利润。前者产生的净利润主要来源于非利息收入,属于良性互动型;后者产生的净利润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属于恶性循环型。一般而言,内生资本的增加速度决定了银行无外来资本条件下的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速度。简而言之,一家银行最理想的状态是达到“资本内生平衡”——利润对资本的补充≥业务对资本的消耗。但现实距离这种状态还很远。2014-2018年,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留存收益增速逐年降低,2014年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留存收益增速分别为25.92%、31.39%、31.1%,到2018年,增速下跌至10.10%、15.88%、21.27%,内生资本补充的能力不断下降。而随着“银行让利”逐渐成为现实,银行内生资本补充局面将进一步恶化。内外夹击下(低估值关闭了外生资本补足的大门,低利润弱化内生资本能力)银行只能求助于监管部门的支持,比如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等,但最重要的核心一级资本依然没有缓解。在“利润-风险-资本”的经营法则下,这将引发风险容忍度降低、信贷投放能力减弱等现实问题,最终影响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造成双输的局面。

  资本、风险和回报的均衡求解无论是银行从业者还是监管部门和投资人,都应该认识到:银行的风险偏好是由银行的整体战略所决定的,这个整体战略其实就是资本、风险和回报的均衡。正因如此,一个银行贷款发放的总量和结构决不是随心所欲的,决不是没有边界限制的,而是受资本回报制约,受资本增量约束。对于银行来说,如果规模要不断的扩张,银行隐含风险波动率引起的非预期损失一定在增加,从而一定要有相应的资本去匹配,一旦非预期损失转化为真正损失的时候就需要相应的资本去缓释、补充和吸收。所以,限制业务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为非预期损失在不断的积累,需要相应的资本去缓释。而资本管理的真正目的和动因,不是业务发展速度和规模问题,而是由此引起的风险问题。资本不是万能的,一家银行是规模、结构、质量、效率、速度的复杂函数,是战略、管理、文化的系统最优结果。本文无意夸大资本的作用,但资本管理触及了商业银行最底层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恰是市场、从业者容易忽视的东西,而从广义的角度,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理念、逻辑还适用于所有从事类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说到底,只要你承担了“信用中介”(以此谋利),你就需要遵守“资本-风险-利润”的经营法则。您认为国内银行的资本管理能力如何?

Tags: 水电站  电力资本  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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